孟潍州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，笑了，“就你事多。”晨曦也笑了，没回话。
车子发动了，驶出校门，汇入车流。晨曦靠在座椅上，目光在前面扫了一圈。
蔡雪琴坐在副驾驶，腰板挺得直直的，手放在膝盖上，两只手交叠在一起，手指无意识地绞着，绞得指节发白。
她的眉头皱着，不是那种不高兴的皱，是那种忍着什么的皱。
嘴唇抿着，抿成一条线，像是在跟什么东西较劲。晨曦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明白了——晕车。
车窗紧闭，车里暖气开得足，空气不流通。不习惯坐车的人，坐久了确实容易晕。
晨曦又看了一眼蔡雪琴的侧脸，她的脸色比刚才更白了，额角好像有细密的汗珠，在路灯的光里闪了一下。
晨曦收回目光，低头看了一眼车门上的按钮，又抬起头，说：“潍州哥，你这个车怎么开车窗呀？我忘记了。”
孟潍州正在开车，眼睛看着前方，笑着说：“我这个车跟你家的那个不是一系列吗？都是一样的，你还不知道。”
晨曦说：“我这不是忘记了吗？咱们这个还是不一样的。”
孟潍州可真是个铁憨憨，自己女朋友明显不怎么舒服，都没注意到。
在江晨曦和江晨光忙着开展人脉的时候，苏清晚正为特区的事务忙碌着。
苏清晚第一次意识到特区立法权的重要性，是在深圳的一次调研中。
那是个雨天，她在罗湖区开完座谈会，出来的时候雨还没停。
陈主任撑着伞送她上车，在车门口忽然说了一句：
“苏主任，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政策不够，是政策不稳定。今天能做的事，明天可能就不能做了；这个领导批的事，那个领导可能就不认了。企业怕的不是政策严，是政策变。”
苏清晚站在雨里，伞沿的水滴落在她肩上，她没在意。她看着陈主任那张被雨水打湿的脸，说：“你的意思是，特区需要立法权？”
陈主任点了点头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很重：“有了立法权，特区才能把改革成果固定下来，企业才能有稳定的预期，投资者才能放心。”
苏清晚上车后，靠在座椅上，闭着眼睛。
她把陈主任的话翻来覆去地想了几遍，觉得他说得对。
特区不能永远靠政策吃饭。政策是人定的，人可以改政策。
法律不一样，法律是定下来的，改起来没那么容易。
企业不怕政策严，怕政策变。这是她这些年跑特区、跑企业最深切的体会。
她睁开眼睛，拿出笔记本，在第一页写了一行字：推动特区立法权。
孙主任拿起那份文件，翻了翻，放下，靠在沙发上，手指在扶手上轻轻叩了两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很清楚：
“苏主任，你的想法我理解。特区要改革，要突破，没有法律保障不行。但立法权是全国人大的，不是国务院能给的。
你要推动这件事，得走全国人大的程序。那可不是短时间能办成的事。”
苏清晚知道他会这么说。
她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，茶是茉莉花茶，很香，但有点苦。
她放下杯子，看着孙主任，“我有准备，我可以牵头起草一份关于赋予特区立法权的建议报告。
上报国务院，国务院同意后，再报全国人大。每一步都合规，每一环都透明。”
孙主任还是皱着眉，不是很认可，“程序是没问题，但关键是，全国人大为什么要给特区立法权？特区有什么特殊之处，需要立法权？”
苏清晚直视对方，不紧不慢的说着，
“特区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。试验田需要试错的空间，需要灵活的制度安排。
政策试错，试错了可以改，成本低。法律试错，试错了改起来难，成本高。
但如果特区连试错的机会都没有，那还叫什么试验田？”
孙主任靠在沙发上，手指又在扶手上叩了两下。他想了想，说：
“这样吧，你先拿一个具体的方案出来，哪些领域需要立法权，为什么需要，有了立法权能解决什么问题。
方案要实，不能空。全国人大的同志看的是实的东西，不是虚的东西。”
“好，我回去准备。”她站起来，伸出手，孙主任也站起来，握住她的手，
“苏主任，你是特区办主任，为特区说话，应该的。但立法权的事，牵涉面广，阻力不会小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”
苏清晚点着头，“她知道。”
但不能因为阻力不小，就不去尝试，不去办。
接下来的时间，苏清晚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这件事上。
她让特区办的研究人员先拿出初稿，她再改。初稿不满意，打回去重写；再不满意，再打回去。
改了三轮，她决定自己动手。她关上门，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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